——一种基于涌现、信息与自组织的跨学科视角
摘要
自轴心时代以来,人类始终为世界的起源与秩序所困惑。本文尝试在还原论与神创论之间走出第三条路:世界的复杂性不必源于外在蓝图,而可能根植于简单组分在基本规则下的动态演化。文章串联对称性与破缺、涌现层级、耗散结构、自由能原理与信息论几条线索,勾勒一张从夸克到意识、从物理法则到社会文化的概念地图,而非宣称一个已证成的统一理论。全文分四步推进:对称性提供规则,破缺创造差异;初始低熵提供前提,耗散结构在混沌边缘摄取负熵以建立秩序;”多即不同”(More is different)催生不可还原的新层次,下向因果使宏观与微观相互塑造;多元不确定性为演化铺设开放的分岔。贯穿各层次的”信息”把物理比特、生物基因、神经预测与社会模因串成一条线索。第六节集中处理针对这一图景的主要反驳。世界的丰富,是宇宙自我复杂化的一部史诗;而人类意识,是这部史诗目前已知的唯一一处自我阅读。
关键词:涌现;自组织;耗散结构;对称性破缺;下向因果;自由能原理;复杂适应系统
一、引言:在必然与偶然之间
“是谁创造了世界?”——这个问题与人类自我意识本身一样古老。传统回答指向一位神圣的造物主,以其无限的智慧预先绘制了宇宙的蓝图。现代科学的发展则提示另一幅图景:一个没有设计师的设计,一个没有立法者的法则,一个没有指挥却奏响交响乐的宇宙。
从牛顿的引力方程到麦克斯韦的电磁方程组,底层物理规则极为简洁。但若宇宙仅止于此,它将是一个均匀、单调、死寂的空间。我们所见的恰恰相反:从星系的旋转到生命的新陈代谢,从雪花的六角对称到大脑中意识的浮现,世界呈现出远超底层规则所能直接描述的丰富性。
菲利普·安德森(Philip W. Anderson)在1972年那篇经典论文中写道:”将一切还原为简单基本定律的能力,并不蕴含从这些定律出发重建宇宙的能力。”[1](引文系中译)这种”简洁规则”与”丰富现象”之间的张力,是当代科学最深层的谜题之一。本文要走的是一条”从简到繁”的路径:在没有造物主的前提下,世界的纷繁复杂究竟从何而来?
全文分四步推进:第二节处理物理层面的规则与差异——对称性给出定律,破缺制造不同,初始低熵给出方向;第三节处理层级的创生,即为什么”更多”会带来”不同”,以及宏观一旦出现是否反过来约束微观;第四节处理偶然性的几个彼此独立的来源;第五节提出候选的贯通性概念——信息,并检验它能承担多少解释重量;第六节摆出主要反驳,第七节收束。
二、物理的基石:对称性、破缺与时间之矢
任何关于世界起源的讨论,都必须从物理层面开始。无论生命多么奇妙、社会多么复杂,它们都栖居于这个由夸克、电子与基本相互作用构成的宇宙。
2.1 对称性:规则的来源
物理定律的简洁性并非偶然,它根植于宇宙最深层的结构——对称性。诺特定理揭示了两者之间的对应关系:时间平移对称性导出能量守恒,空间平移对称性导出动量守恒,旋转对称性导出角动量守恒[2]。这些对称性构成物理世界的”宪法”:它不告诉你世界具体是什么样子,只规定哪些形态是允许的、哪些是被禁止的。
更深一层,现代粒子物理学的标准模型建立在规范对称性之上。电磁相互作用对应 U(1) 规范对称性,弱相互作用与电磁相互作用的统一借助 SU(2)×U(1) 结构[3],强相互作用则由 SU(3) 规范对称性描述[4]。这些抽象的数学结构,决定了基本粒子的种类与相互作用的形式。规范场论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完成的重整化工作,使这套语言从形式框架变成了可计算、可检验的理论[5]。
对称性视角的力量在于:它把”世界为何如此”部分转化为”哪些结构在数学上自洽”。而若对称性保持完美,宇宙将绝对均匀:一切位置、方向、时刻等价。那样的宇宙没有”这里”与”那里”、”现在”与”过去”的分野,因而也不可能有任何”事物”可言。
2.2 对称性破缺:差异的起源
事物的存在,源于对称性的破缺。
当宇宙冷却,对称性逐层破缺:电弱统一对称性破缺为电磁相互作用与弱相互作用,粒子由此获得质量;在更宏观的尺度上,近乎均匀的物质分布在引力作用下坍缩,破缺了空间的平移对称性,形成星系、恒星与行星。
以水的相变为例:液态水中,水分子自由运动,保持连续的平移与旋转对称性;温度降至冰点时,水分子自发选择特定的晶格取向,连续的对称性破缺为离散的晶体对称性,冰的刚性与规则外形随之”涌现”。整个过程没有外部指令,也没有预先设计,只是大量分子在降温过程中的集体选择——任何一处晶核都可以成为起点,但最终只能选一个。
对称性破缺的本质是:系统的动力学方程完全对称,但其最低能量态(基态)却不对称。当系统随温度下降穿越临界点时,原本稳定的对称构型(如墨西哥帽的帽顶)在热力学上变得不稳定——自由能不再取极小值,系统”必须”离开中心以降低自由能;此时,任何微小的随机涨落(热涨落或量子涨落)都会被不稳定性指数级放大,将系统推入某个特定的、原本完全等价的低能分支(帽檐上的某一点),从而”选择”了一个方向。
对称性破缺的机制是:定律给出了”必须选择”的驱动力(自由能最小化)和”可以选择”的可能性空间(等价的多个基态),但”选择哪一个”则由偶然的涨落决定——定律给出可能性空间与不稳定性条件,”选择”由涨落完成。它是偶然性进入世界的第一道门,第四节将回到这一点。
2.3 第二定律与初始条件:方向与源头
如果对称性破缺创造了”差异”,那么热力学第二定律设定了差异演化的”方向”。玻尔兹曼的熵公式 S = kB ln W 把熵与系统的微观状态数 W 联系起来[6]。第二定律指出:孤立系统的熵永不减少。这似乎预示着宇宙必然走向均匀、单调的热寂——所有差异最终被抹平。
关键在于,第二定律并不禁止局部区域熵的减少,只要整体熵在增加。更重要的是,宇宙起始于一个极端低熵的状态——这是所有物理定律中最重要的初始条件。正是它,为宇宙设定了长达138亿年的”熵增任务”,也为局部复杂性的涌现提供了根本驱动力。
宇宙为何初始熵如此之低?罗杰·彭罗斯(Roger Penrose)的外尔曲率假说(Weyl Curvature Hypothesis)给出了一个猜想:在大爆炸奇点处,引力自由度(由外尔张量描述)被严格限制为零,而物质自由度(由里奇张量描述)可以任意大[7]。这意味着初始宇宙的引力场处于”未激发”状态,时空结构高度均匀,这正是极端低熵的来源。随着宇宙演化,引力逐渐”苏醒”,通过结构形成(星系、恒星、黑洞)释放其潜在的巨大相空间体积,推动熵的单调增长。彭罗斯估算,可观测宇宙初始状态与热平衡状态之间的熵差高达 1010123 量级。这份巨额的”负熵”储备,是后来所有复杂性的终极燃料。
需要提醒的是,这是一个假说,而非共识。它之所以值得认真对待,是因为它把”初始条件为何特殊”从”无法追问的给定事实”变成了一个可以讨论、可以批评的物理命题。
三、涌现的宇宙:层级的创生与因果的回环
有了物理的基石——对称性提供规则,破缺创造差异,初始低熵提供动力——可以追问下一步:这些简单元素如何构建出生命、意识乃至社会?这一节处理两件事:为什么”更多”会带来”不同”,以及宏观一旦出现是否只是微观的副产品。
3.1 多即不同:为何不可还原
“涌现”的核心洞见是:当足够多的简单组分以非线性方式相互作用时,整体会展现出组分本身所不具备的属性。安德森把它概括为一个流传甚广的短语——“多即不同”(More is different),这也是他1972年那篇论文的标题[1]。
夸克结合成核子、原子结合成分子、分子组织成细胞,不同于组分的新的性质不断涌现。下面分三个层次说明”为何不能还原”。
第一层,数量本身带来的结构性变化。两个粒子的相互作用可以解析求解,三个就不能——三体问题没有一般闭式解。当组分数达到 10²³ 量级,描述复杂度随组分数呈组合式增长,系统行为不再能由”逐条追踪每个组分”获得。这不是算力不足:即便拥有无限算力,宏观描述所需的变量(温度、压强、序参量)也不是微观变量的简单加总,而是对微观状态的粗粒化——一种多对一的映射。多对一意味着信息在映射中不可逆地丢失,因此从宏观描述反推微观细节,在原理上就不可能。
第二层,**对称性破缺带来的”多中选一”**。正如2.2所论,破缺把等价的多个可能状态压成实际的一个:冰晶选了某个取向,磁体选了某个磁化方向,超导体选了某个相位。这些结果无法从底层定律中读出,因为定律对所有分支一视同仁;但选择一旦发生,就构成了后续一切现象的新前提。
第三层,宏观行为对微观细节的不敏感。在临界点附近,微观机制非常不同的系统会表现出几乎相同的宏观行为——同一组临界指数、同一类标度律。这种”普适性”提示,宏观描述捕捉到的是一类结构性质,而非某个具体机制[8]。这也解释了为何生物学不必知道每个电子的位置,也能给出正确的解释。
可以得出的结论是:高层描述在实践上不可替代,在原理上不可逆推。这个结论是否强到足以支持”新的实体在本体论上诞生”,是弱涌现与强涌现之争的核心,第六节将回到这里。
3.2 自组织:无设计者的设计
如果没有人设计,层级如何形成?答案是自组织:没有外部指令,系统内部组分通过局部相互作用自发形成宏观有序结构。
- 图灵斑图:激活剂与抑制剂的扩散与反应,可在均匀介质中自发产生稳定的斑点或条纹[9]。斑马的条纹、蝴蝶的翅膀,底层逻辑都源于这组非线性方程。
- 贝纳德对流:在薄层液体底部均匀加热,当温度梯度超过临界值,液体自发组织成规则的六边形对流胞。大量分子协同运动,仿佛听到了同一个指令,而这个指令只来自能量流的驱动。
- 别洛索夫-扎博京斯基(BZ)反应:某些化学反应在特定条件下呈现长时间、可重复的颜色振荡,系统在时间维度上自发产生周期性秩序。
后两例在文献中常被引作耗散结构的范例[10]:贝纳德对流的原始实验报告见[11],把它纳入流体力学方程的理论处理见[12];BZ 反应的发现与早期系统研究见[13][14]。
这些现象有共同的前提:系统必须远离平衡态,必须持续从外界摄取能量或物质,必须包含非线性反馈。这正是普里高津耗散结构理论的核心洞见:在平衡态附近,系统趋向均匀无序;远离平衡态时,系统反而可能通过”耗散”能量来建立并维持有序[10]。秩序不必被注入,它可以是能量流经系统时留下的形状。
最富创造性的自组织往往发生在”混沌的边缘“:介于完全有序(僵化、无法适应)与完全无序(混乱、无法维持)之间的临界区域[15]。在这里,系统既有足够的稳定性以储存信息,又有足够的敏感性与流变性以响应环境、探索新可能。考夫曼在随机布尔网络模型中发现,连接度适中时系统会自发演化到这一临界带[15];生命、生态系统、经济网络、神经网络,似乎都在这个带域内运作。不过”混沌的边缘”仍是一个富有启发性而定量刻画尚有争议的图景。
3.3 下向因果与支配原理:宏观如何塑造微观
传统还原论的图景是单向的:微观决定宏观,基础决定上层。复杂系统研究提出的修正是,把它看作双向的因果网络。
下向因果(Downward Causation)指:宏观层面的结构、模式或规律,反过来影响或约束微观组分的行为与演化[16]。这种影响不通过改变微观物理定律实现,而通过改变微观组分所处的边界条件或选择压发挥作用。
- 生物学:DNA 突变是随机的微观事件,但个体在特定生态环境中的生存与繁殖(宏观适应度)构成强大的选择压,决定哪些突变得以在种群中扩散[17]。
- 神经科学:你的”意图”导致神经元以特定方式放电,从而驱动手臂运动。把意图完全还原为放电事件,仍无法解释为何是这些放电而不是那些。
- 社会学:市场价格信号引导每个生产者的资源配置;法律体系通过奖惩约束公民的行为边界。
要更精确地刻画这种双向动态,赫尔曼·哈肯(Hermann Haken)的协同学提供了支配原理(Slaving Principle)[18]:系统临近相变点时,少数慢变量(序参量)成为”主人”,支配大量快变量的行为;快变量又通过反馈影响序参量的演化。这是一个微观上向构建宏观、宏观下向约束微观的锁步机制。激光器是典型例子:一旦相干振荡建立,宏观驻波光场(序参量)就反过来约束每个原子发光的相位与时机。
需要提防的是,把”约束”称作”因果”是一个实质性的理论承诺,而非描述上的方便——第六节会专门处理这个难点。
四、不确定性的交响:偶然性的多重根源
复杂性不仅源于有序结构的建立,也源于演化路径的开放性。这种开放性有几个彼此独立的来源,它们在物理地位上并不相同。
4.1 量子随机性:最深层的偶然
在微观尺度,海森堡不确定性原理 Δx·Δp ≥ ħ/2 表明位置与动量不可同时被精确确定[19]。这不仅是测量精度的限制,而是物质的内禀属性;测量过程本身呈现真正的概率性——完全相同的初始条件可能导向不同的结果。
这种偶然性在特定的非线性放大机制下可以向上传递。宇宙大尺度结构的起源,正被广泛解释为暴胀时期的量子涨落被引力不稳定放大为星系的种子[20]。每一次量子事件的分岔,都可能导向不同的宏观路径。
4.2 热力学统计涨落:粗粒化的表观偶然
在宏观系统中,组分数达到阿伏伽德罗常数(~10²³)量级。当我们用温度、压强这样的宏观变量描述系统时,本质上是对海量微观状态做粗粒化平均[6]。这种约化带来统计涨落:布朗粒子的随机运动、临界点附近的密度起伏即其表现。
热力学涨落在原则上可由微观动力学完全决定,但实际后果与量子随机难以区分。更重要的是,在远离平衡态的临界点,微小涨落可能被放大,导致系统选择不同分支——这就是普里高津所说的”通过涨落达到有序”[10]。
4.3 动力学混沌:决定性系统的内在不可预测
即使完全决定性的非线性系统,也可能对初始条件极端敏感,即”蝴蝶效应”。这种不可预测性源于相空间中邻近轨道的指数分离,由李雅普诺夫指数 λ 量化:
1 | |δx(t)| ≈ |δx(0)|·e^(λt) |
其中 λ > 0 表示混沌[22]。
混沌意味着:即使拥有完美的理论模型,初始测量中的微小误差也会在有限时间内放大到宏观尺度,使长期预测失效。从三体问题到大气环流,从心脏节律到神经网络,混沌广泛存在于自然与社会系统。
这三种偶然性的地位不同,值得分清:量子随机是本体论的,混沌是认识论的,统计涨落介于两者之间。它们在复杂系统中相互交织:量子涨落可能触发混沌系统的分岔选择,热力学涨落可能被非线性机制放大。宇宙因此不是按剧本上演的戏剧,而是一场充满即兴的爵士乐——乐手们遵循和声规则,但每一次独奏都是当下的。
五、信息的叙事:从比特到基因,从预测到模因
在物理、生命与社会之间,是否存在一种贯穿所有层次的”通用货币”?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为是信息。这一节要检验这个主张能承担多少解释重量。
5.1 万物源于比特
物理学家约翰·惠勒(John Wheeler)提出”万物源于比特”(It from bit)的假说:每一个物理实体——粒子、力场、时空结构——在最终分析中都将其存在归因于我们提出的问题所引发的”是/否”答案,归因于信息[23]。这是一个高度思辨的主张,更接近形而上学的纲领而非已成形的物理理论。
较硬的支撑来自黑洞热力学。贝肯斯坦的理论工作表明,黑洞的熵(从而信息容量)与其视界面积而非体积成正比[24];霍金随后给出的辐射机制使这一关系获得了动力学基础[25]。这暗示空间本身可能具有信息存储容量,物理定律或许可以从信息处理的约束中推导出来。
5.2 生物世界:信息的复制与解释
生命可以理解为信息找到了自我复制的载体。DNA 双螺旋结构本质上是数字信息的存储系统:四种碱基(A、T、C、G)构成四进制编码,碱基配对规则保证复制的保真度[26]。自然选择则是一个持续运行的算法,通过对信息(基因)的优胜劣汰,不断优化生物体对环境的适应。
值得注意的是,生命系统中的信息不仅被存储和复制,还被”解释”:通过遗传密码翻译为蛋白质,通过发育转化为形态。信息在这里具有语义维度——它指向某种功能或意义。而”意义”是纯粹的物理描述中不会出现的东西,也是文化信息得以累积的前提。
5.3 从基因到模因的桥梁:自由能原理
从基因到模因,关键的中间介质是大脑与中枢神经系统:基因只提供”硬件蓝图”,真正处理外界信息、产生行为、形成文化的是神经系统。它遵循什么原则?
耗散结构说明:远离平衡态的开放系统可以靠能量流维持有序。但维持结构与表征环境是两件事——恒温箱也维持内部稳定,却不需要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从”维持”到”认知”,需要一个额外论证:系统为什么必须表征环境?
卡尔·弗里斯顿(Karl Friston)的自由能原理(Free Energy Principle)给出的答案是[27]:任何能在不确定环境中持久存在的自组织系统,其内部状态必须落在一个与环境相容的有限集合内,即维持”稳态”。由于环境持续扰动,只靠被动反馈的系统总会被延迟击败;因此它必须以内嵌的模型预测扰动,并据此提前行动。这个预测误差在数学上对应信息论中的变分自由能——一个衡量系统与环境之间”惊奇”程度的量——而预测编码被认为是它在神经系统中的实现[28]。换句话说:能长期存活的系统,必然是某种意义上的会预测的系统。
在这个框架下,大脑是一台预测机器,它产生关于感官输入的预测并与实际输入比较,误差向上传递以更新模型;行动则是为了改变感官输入使之符合预测。这套机制使生物体从混乱的感觉流中提取出有规律的模式,即信息结构——它们既是生存的指南,也构成认知的基本单元。
需要明确的是,自由能原理是一个研究纲领,而非已确立的结论。它提供了一个可能的接合点,把热力学的秩序维持与认知的信息处理放进同一套数学语言:耗散结构靠能量流维持物理秩序,认知系统靠信息流维持心理秩序。它为意识研究提供了一个可操作的理论脚手架——意识或许正是高阶认知系统在预测自身内部状态时产生的”感受质”[29]——但争议极大。它也解释了模因传播的一个侧面:成功的模因往往是那些能被预测机制高效处理、从而降低自由能的信息模式。
5.4 模因演化:社会文化的信息动力学
当演化创造出能够使用语言和抽象思维的人类,信息处理的方式发生了质变。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提出的”模因“(Meme)概念捕捉了这一飞跃:一个想法、一段旋律、一种意识形态,一旦诞生,就会在数以亿计的人脑中复制、传播、变异和竞争[30]。其速度与方式都超出了基于基因的演化:可以通过语言、文字、互联网瞬间传遍全球;可以被主动编辑、重组、融合,呈现拉马克式的”获得性遗传”;其选择性也不依赖生物适应度,而依赖心理吸引力、社会认同、权力结构等因素。从自由能原理的视角看,成功的模因往往是那些能有效降低大量个体预测误差的信息模式,它们提供了对世界简洁有力的解释。
5.5 信息层级间的转化与宏大循环
不同层级的信息可以相互转化:环境信息通过自然选择被编码为基因信息;基因信息通过发育过程转化为神经系统的结构信息;神经信息通过主动推理与学习转化为文化信息(模因);文化信息又通过技术发明(农业、工业、信息技术)反过来重塑环境信息,改变自然选择压。
这构成一个自我驱动的正反馈循环。需要坦白是:这个循环的第二步仍在发育生物学与神经科学的前沿;第三步也有争议。把四步连成闭环,是一个有待检验的构想,而非已完成的论证——这是本文最的地方。
六、局限与反驳
把物理、生命与心智放进同一框架里,现阶段还是有一定局限性的,也必然会面对诸多反驳。
涌现是”真”的吗?《多即不同》常被读作反还原论宣言,这是误读。安德森反对的是”从基本定律重建宇宙”的可行性,而非基本定律的优先性——“多即不同”恰恰是一个还原论者的发现[1]。更强的反驳指向本体论涌现:所谓”新实体在高层诞生”只是描述方式的改变,世界的本体清单从未增加。这就是弱涌现(认识论)与强涌现(本体论)的分野。3.1节的三个台阶只支持弱涌现,不足以证成强涌现。本文的立场因此是:方法论上做多元论者,本体论上保持悬置。
下向因果:是因果,还是约束? 坎贝尔的概念[16]受到两类批评:宏观状态并不”推动”微观事件,它只是微观事件的模式,说模式导致其组成部分的行为近乎循环;即便承认约束真实,也需说清它通过什么机制起作用。我认为批评部分成立,并指向一个区分:因果与约束不是一回事——经典因果是事件之间的产生关系,下向约束则是对可能性的限制,它不产生事件,它筛选事件。若把因果窄定义为”产生”,下向因果站不住;若把”改变概率分布”也算作因果效力,它就有内容。
自由能原理可证伪吗? 最尖锐的批评是它近乎同义反复:任何存活至今的系统都可被事后描述为”最小化了自由能”——它还活着,说明内部状态没越出相容集合。批评者还指出它在解释力与预测力之间严重不对称:能优雅地重新描述已知现象,却难以给出具体预测[31][32]。我大体接受,但保留两点:框架性原理与具体模型不在同一层次竞争(热力学第二定律也无法单独预测一杯水如何结冰);它的价值可能主要在于统一词汇。但启发价值不等于真理,所以本文称它为”纲领”与”脚手架”而非”解释基础”。
万物源于比特的边界。 在物理主义者看来,惠勒假说[23]把认识论范畴放到了本体论位置:信息总是”关于某物”的信息,”关于”一旦失去对象,就只剩自我指涉的循环。黑洞熵与视界面积成正比[24]常被视为”空间具有信息容量”的证据,但同一组公式也可以被读作”物理定律解释了信息”。因此我把”万物源于比特”当作启发性假说:本文需要的只是”信息是贯穿各层次的共同描述语言”这一弱主张。
扣掉批评之后,净主张可以缩得很小:世界的层级结构是简单规则在给定初始条件下经破缺与自组织形成的;每个层级都有不可替代的描述语言;偶然性提供分岔;信息提供跨层次的描述词汇。这不需要”统一理论”的雄心,也不需要任何本体论跳跃。
七、结语:宇宙通过我们理解自身
回到开篇的问题。最短的回答是:世界之所以丰富,因为规则足够简单,而简单规则在138亿年里被反复应用、反复破缺、反复锁定。
具体地说,有四层依次递进。对称性给出规则,破缺把等价的可能压成实际的差异,这是”有物”的前提。极低的初始熵提供驱动力,使差异不至于立刻被抹平,而耗散结构在混沌的边缘把能量流固化为秩序。层级的创生使”更多”变成”不同”——每一层都获得自己的语言,并用这份语言反过来约束下一层。偶然性在每一道岔口留下开放的分支,使历史既受约束,又不被决定。
信息是这四层共享的词汇:物理的比特、生物的基因、神经的预测、社会的模因,都是同一件事在不同层级上的写法。这个类比究竟有多深,我保留判断;但它在描述上的贯通性是真实的。
最后。这个演化出能够追问”为何存在而非虚无”的意识的宇宙,本身就是一个自我理解的系统。人类对物理简洁、自然多样与社会复杂的惊叹,或许正是宇宙通过我们在惊叹它自己。
没有造物主。世界依然精彩纷呈。
参考文献
[1] Anderson, P. W. (1972). More is different. Science, 177(4047), 393-396.
[2] Noether, E. (1918). Invariante Variationsprobleme. Nachrichten von der Gesellschaft der Wissenschaften zu Göttingen, 235-257.
[3] Glashow, S. L. (1961). Partial-symmetries of weak interactions. Nuclear Physics, 22(4), 579-588.
[4] Fritzsch, H., Gell-Mann, M., & Leutwyler, H. (1973). Advantages of the color octet gluon picture. Physics Letters B, 47(4), 365-368.
[5] ‘t Hooft, G., & Veltman, M. (1972). Regularization and renormalization of gauge fields. Nuclear Physics B, 44(1), 189-213.
[6] Boltzmann, L. (1877). Über die Beziehung zwischen dem zweiten Hauptsatze der mechanischen Wärmetheorie und der Wahrscheinlichkeitsrechnung. Wiener Berichte, 76, 373-435.
[7] Penrose, R. (1979). Singularities and time-asymmetry. In S. W. Hawking & W. Israel (Eds.), General Relativity: An Einstein Centenary Survey (pp. 581-638).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8] Wilson, K. G., & Kogut, J. (1974). The renormalization group and the ε expansion. Physics Reports, 12(2), 75-199.
[9] Turing, A. M. (1952). The chemical basis of morphogenesis.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B, 237(641), 37-72.
[10] Prigogine, I. (1969). Structure, dissipation and life. In Theoretical Physics and Biology (pp. 23-52). North-Holland.
[11] Bénard, H. (1900). Étude expérimentale des courants de convection dans une nappe liquide: Régime permanent, tourbillons cellulaires. Journal de Physique Théorique et Appliquée, 9(1), 513-524.
[12] Rayleigh, Lord. (1916). On convection currents in a horizontal layer of fluid, when the higher temperature is on the under side. The London, Edinburgh, and Dublin Philosophical Magazine and Journal of Science, 32(192), 529-546.
[13] Belousov, B. P. (1959). Периодически действующая реакция и ее механизм [A periodic reaction and its mechanism]. Сборник рефератов по радиационной медицине, 1958, 145-147. (英译见 Field, R. J., & Burger, M. (Eds.). (1985). Oscillations and Traveling Waves in Chemical Systems, pp. 605-613. Wiley.)
[14] Zhabotinsky, A. M. (1964). Периодический процесс окисления малоновой кислоты в растворе [Periodic process of the oxidation of malonic acid in solution]. Биофизика, 9, 306-311.
[15] Kauffman, S. A. (1993). The Origins of Order: Self-Organization and Selection in Evolu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6] Campbell, D. T. (1974). Downward causation in hierarchically organised biological systems. In F. J. Ayala & T. Dobzhansky (Eds.), 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Biology (pp. 179-186). Macmillan.
[17] Darwin, C. (1859). 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John Murray.
[18] Haken, H. (1977). Synergetics: An Introduction to Nonequilibrium Phase Transitions in Physics, Chemistry and Biology. Springer-Verlag.
[19] Heisenberg, W. (1927). Über den anschaulichen Inhalt der quantentheoretischen Kinematik und Mechanik. Zeitschrift für Physik, 43(3), 172-198.
[20] Guth, A. H. (1981). Inflationary universe: A possible solution to the horizon and flatness problems. Physical Review D, 23(2), 347-356.
[21] Schlosshauer, M. (2005). Decoherence, the measurement problem, and interpretations of quantum mechanics. Reviews of Modern Physics, 76(4), 1267-1305.
[22] Lorenz, E. N. (1963). Deterministic nonperiodic flow. Journal of the Atmospheric Sciences, 20(2), 130-141.
[23] Wheeler, J. A. (1990). Information, physics, quantum: The search for links. In W. H. Zurek (Ed.), Complexity, Entropy, and the Physics of Information (pp. 3-28). Addison-Wesley.
[24] Bekenstein, J. D. (1973). Black holes and entropy. Physical Review D, 7(8), 2333-2346.
[25] Hawking, S. W. (1974). Black hole explosions? Nature, 248(5443), 30-31.
[26] Watson, J. D., & Crick, F. H. C. (1953). Molecular structure of nucleic acids: A structure for deoxyribose nucleic acid. Nature, 171(4356), 737-738.
[27] Friston, K. (2010). The free-energy principle: a unified brain theory? Nature Reviews Neuroscience, 11(2), 127-138.
[28] Friston, K., Kilner, J., & Harrison, L. (2006). A free energy principle for the brain. Journal of Physiology-Paris, 100(1-3), 70-87.
[29] Solms, M., & Friston, K. (2018). How and why consciousness arises: Some considerations from physics and physiology. Journal of Consciousness Studies, 25(5-6), 202-238.
[30] Dawkins, R. (1976). The Selfish Gen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31] Andrews, M. (2021). The math is not the territory: Navigating the free energy principle. Biology & Philosophy, 36(3), Article 30.
[32] Colombo, M., & Wright, C. (2021). First principles in the life sciences: The free-energy principle, organicism, and mechanism. Synthese, 198(Suppl. 14), 3463-3488.